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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大學校長宋永華:中西融合培養有家國情懷
來源:未知 2019-06-28 09:51

  1964年生于四川巴中,英國皇家工程院院士,澳門大學校長。1984年,獲原成都科技大學(現四川大學)學士學位,1989年,獲中國電力科學研究院博士學位,1991年受邀赴英國布里斯托大學訪學并任教。2004年當選為英國皇家工程院院士,成為第一位獲此殊榮的留英中國學者。同年任英國布魯內爾大學副校長,也是在英國進入大學高層管理的第一位華人副校長。2007年,任英國利物浦(Liverpool)大學副校長,兼西交利物浦大學執行校長。2009年回國,先后任清華大學校長助理,中國國家海外高層次人才引進工作專項辦公室主任,浙江大學常務副校長等職。

  陳志文:您的經歷非常傳奇,16歲上大學,在國內讀完博士才出國,是英國皇家工程院第一位華人院士,也是直接進入英國大學高層管理的第一位華人副校長,您創造了很多歷史。

  1980年您考入成都科技大學(現四川大學)時,上大學的機會是很珍貴的。能上大學的孩子多多少少受到了一些家庭文化氛圍的影響,您當時所處的環境是怎樣的?

  宋永華:我出生在四川巴中和平村,是一個不到一萬人的山村,原來是不通車的。但我們村子有一點很獨特,就是尚學重教的風氣很濃厚,被稱作“博士村”。自恢復高考到現在,走出來了20多位博士,60多位碩士。那時在大山里,大家覺得唯一能改變命運的方式就是讀書。

  宋永華:對,特別興盛。我們那所鄉村小學很重視文化教育,縣里面也非常重視。在1978年,為了能早點兒畢業找份工作,很多孩子打算去上中專,但縣政府決定讓好學生繼續讀大學,不能上中專。因此,我們那一批學生都到了恩陽中學,分了兩個班。現在同學們還經常聚會,其中不乏高校教授、副校長、校長,以及公務員、醫生、律師等等。中山大學副校長李善民,哈工大常務副校長韓杰才都是我們當時的同學。

  宋永華:對人生來說,本科階段比研究生階段重要。因為,那是學生的第一個階段,也是進入社會前的最后一個階段。我覺得,上不上大學非常重要,上什么樣的大學也是有差別的,到研究生階段就是個人選擇了。在成都科技大學,我擁有了以下幾方面很重要的能力:

  首先,是獨立思考的能力。那時候條件很差,我又來自偏遠農村,從山里出發要幾十個小時才能到省會,第一頓飯我都不知道去哪里買。這要求我一切事情都要獨立,慢慢學會了自己解決問題。

  其次,是自信。從山區到省會,同學們的家庭條件相對來說都比我的要好,在學習及方面,我與同學們有些差距。例如,由于高中時沒有學習過系統的英語課程,入學時我的英語只有8分,而且有口音,同學們則基本都在60分以上。但一年以后,我的英語水平有了大幅度提升。另外,我后來當選為學生會的學習部長,發現自己也可以組織學生會的活動。這些都給了我很大的自信。

  宋永華:我在中國電力科學研究院獲得了博士學位,然后在清華大學電氣工程博士后流動站工作了將近兩年的時間。有一次在北京的一場國際會議上我做了一個報告,當時英國布里斯托大學數學學院院長覺得我講的東西很有意思,就邀請我作為英國皇家學會的訪問學者去英國,他是這個國際會議的分會主席。

  陳志文:從中國到英國,后來成為了英國皇家工程院院士,隨后又做了英國布魯內爾大學副校長,您靠的是什么?

  宋永華:一直以來,我認為無論到哪個地方,想要立足并干好事情,首先要真正融入進去,讓自己成為其中的一份子,要把自己當成主人,不能當成客人,否則什么都做不好。

  我剛到英國時,他們建議我在英國再讀一個博士學位,因為英國當時不認可中國博士,他們都不知道中國可以培養博士。我說,我可以展示自己是否有水平,但不需要再讀一個博士學位,他們表示了認同。

  同樣,那時候中國人從來沒有在英國做過教授,也從來沒有在英國做過院士,更從來沒有在英國做過高校領導。但我們要反過來考慮,要有信心把自己與他們放在平等的位置,這樣的心態很重要。然后坦然地努力奮斗,證明自己的學術水平和管理能力。

  宋永華:有人質疑,但全心全意地用心去做,也很重要。我第一次講課,因為英文水平有限,學生聽得不是太懂。后來,我就多花精力備課,課上用心把課程講好,課下多花時間給學生做輔導,同時自己也抓緊時間把英語補上去。

  宋永華:在讀大學和研究生時,除了認真做好學業以外,我也比較熱心參與學生會和社團工作,管理能力和協調能力得到了鍛煉。到了英國,我既有東方人處理事情的方式,又有西方人的管理能力,只需要把兩方面的能力激活,發揮出我的優勢就可以。

  其實,人的能力和潛力通過日常的細節都能夠看出來,英國的面試時間并不長。我成為英國布魯內爾大學副校長之前,沒有做過系主任、學院院長。只是有幾次與英國布魯內爾大學校長到中國等地出差和參與大學一些委員會的經歷,他對我有關大學發展策略及處理事情的方式和組織能力很認可,就給了我這樣的機會。

  第一,我的閱歷比較豐富,走的地方比較多。從大山到省會,再到首都北京,又到了英國。在英國期間,我也經歷了四所學校,布里斯托大學、巴斯大學、利物浦約翰莫斯大學、布魯內爾大學。

  第二,我覺得自己做事情既能“頂天”也能“立地”。作為高校的高層管理人員,在明確辦學理念基礎上,要有戰略眼光和戰術智慧,不僅能謀劃精準,也能落地見效。如果只能落地,沒有好的想法,那么只能做一些具體的執行工作。反之,只有頂天的想法,沒有好的布局,落不了地,也不行。所以,兩者要結合好,既要能“頂天”,也要能“立地”。

  一般來說,從一般教師到帶科研團隊,都會有一個過程。但當時我很快就要帶自己的研究團隊,這就要有新思想、新科研方向,還要爭取項目、帶領年輕老師及指導學生。

  接下來,我被任命為布魯內爾大學副校長,分管研究生工作,這也是我之前沒想到的。這段經歷讓我對英國乃至西方高等教育的教學理念和具體運作有了更深刻、更全面的理解、認識和實踐。也為我以后擔任高校校長打下了基礎,否則,我是不會幻想做校長的,也不會愿意做。

  我在布魯內爾大學待了十年,后來英國利物浦大學要在中國籌建西交利物浦大學,他們校長找到了我,邀請我去英國利物浦大學做副校長,并兼任西交利物浦大學執行校長。我在中國讀的大學,又有在英國擔任副校長的經歷,他覺得我非常合適。也是在這時候,我意識到應該回中國了,為推動中國高校的國際化做一些工作。

  陳志文:您回國后在清華待了一段時間后,就到了浙江大學,擔任常務副校長,并創建了浙江大學國際聯合學院(海寧國際校區)。您覺得,浙江大學國際聯合學院與西交利物浦大學有什么本質區別?

  宋永華:浙江大學國際聯合學院(海寧國際校區)是浙江大學的一個國際學院。為什么叫國際聯合學院?我們是希望通過這種方式引進不同國家的高等教育,與來自全球的高等教育工作者共同探討不同國家、不同文化、不同學科下的不同高等教育理念及方式,包括課程設計、實驗室安排、師資隊伍招聘等等。其課程體系是全新的,既不是中國大學的,也不是外國大學的。浙江大學國際聯合學院下設五個學院,分別與不同國家的不同大學進行合作,而且必須是該大學的優秀學科,如愛丁堡大學的生物學、伊利諾伊大學香檳分校的工學等。

  在這種理念下,浙江大學國際聯合學院真正實現了國際化辦學。學生既能接受中國式教育,也能接受美國式教育,還有英國式教育等等。浙江大學國際聯合學院也是內地第一所全面實施書院制的高校。第一年招生時,就受到了學生和家長們的認可。

  宋永華:我在浙大時分管學科建設、發展規劃、人才引進、國際化教育等,使我擁有了豐富的實踐經驗,對中國高等教育面臨的機會和挑戰有了深入理解。最重要的是,浙江大學給了我一個機會,打造浙江大學國際聯合學院(海寧國際校區)。我非常感恩這個機會和各方的支持。

  宋永華:作為一名高校校長,首先要有先進的辦學理念和明確的辦學定位,并且要與所在的地區和所在大學相匹配、相契合。

  一方面,要有清晰的戰略規劃,包括人才培養戰略、師資戰略、研究戰略、國際合作戰略等。要在明確辦學理念和辦學定位的基礎上,從全局出發,對學校的現在和未來進行布局規劃。

  另一方面,還要把戰略規劃轉化為高效的戰術計劃。例如,澳門大學要吸引頂尖的研究人員,這是我們的戰略規劃,那么在戰術上,我們隨后推出了博士后計劃、優秀博士生計劃等等。

  宋永華:可以說是我選擇了澳大,也可說是澳大選擇了我。我覺得,我過往的經歷比較適合澳門大學,澳門大學的發展方向也符合我對這一類大學的理解和期待,我很認同澳門大學的發展理念,例如國際化和書院制。

  我在英國待了18年,對英國高等教育及其理念的優勢和不足有比較全面深入的認識;回國后,在內地的兩所高校也工作了9年。在澳門大學這所中西合璧的高校,我可以把兩方面的經驗更好的結合起來。

  我到澳門大學時提出了幾個辦學理念,也是現在我們的辦學特色:一是真正實現多元文化融合的國際化教育,例如,師資隊伍的國際化、管理方式的國際化等等,拓展學生的國際視野,使其擁有全球性的競爭力。二是改進完善書院制,實踐全人教育模式;進一步優化學院、書院和榮譽學院等協同育人環境。三是抓住目前的發展機遇期,聚焦重點研究領域,強化跨學科合作,做出“少而精”引領世界科技前沿的創新成果。四是全面提升服務澳門跨區建設的能力。

  澳門大學過去十年的飛速發展讓人驚訝。未來十年,尤其是在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的新機遇下,我希望澳門大學利用好多元文化和國際化全人教育的獨特優勢,充分發揮澳門的橋梁作用。我相信,不管在人文社科還是自然科學領域,澳門大學都能做出獨具特色的貢獻。

  宋永華:意味著機會。如果澳門大學只依托于澳門地區進行發展,是有局限性的,包括優質生源、實習和工作機會以及科研成果的分享轉化等方面。而在粵港澳大灣區的背景下,三地融合貫通發展,打破了地域的限制,為澳大進一步發展提供了更大的空間。當然,帶來機遇的同時也帶來了挑戰,不過這是澳大一定要把握住的機會。澳大橫琴新校區背靠大灣區,為粵港澳合作創造了契機。

  宋永華:作為澳門唯一一所綜合性公立大學,澳大將全面為把澳門建成“一中心、一平臺、一基地”及科技創新走廊做好人才及創新支撐,特別是澳大將會發揮自身的辦學優勢培養多元化人才,讓我們的學生不僅在澳門能夠做出成績,在粵港澳大灣區、甚至在更大的范圍內都能有所作為。因此,我們在學生培養過程中就要融入大灣區。

  同樣,澳門大學對教師的科研也是這樣要求,走出校園,走進大灣區。我們很多研究項目都是大灣區急需的,比如中醫藥、微電子、先進材料、物聯網、大數據、中葡雙語教育等。

  宋永華:澳門大學現在有一部分是當地學生,一部分是內地和國際學生。對于當地和內地學生來說,要培養他們愛國的意識,這是掌握技能素養的前提和基礎。對于國際學生而言,要培養他們胸懷天下的膽量和情懷。澳門大學的學生無論來自哪里,或來自澳門,或來自內地,或來自非洲,要有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將來無論走到哪里,要通過共同努力來解決人類面臨的共同挑戰,包括、經濟、技術領域都是這樣的。

  其實,這就是大學精神。大學培養的人,一方面要對自己的國家和民族有責任感,另一方面也要對人類社會有責任感。澳門大學必須要有這種意識和行動。

  澳門大學最大的優勢就是國際化,它本身就是一所多元文化下的國際化大學,這是它的基因。我們現在要考慮的是,如何把這一優勢發揮好、融合好。

  陳志文:如果讓您把之前所經歷的這幾個不同體系、不同文化和不同制度下的大學教育做一下比較,您覺得英國、中國、中國澳門各自有什么特點?

  宋永華:大學是教育人、傳授知識和創造知識的地方,不同的大學都有其獨特的精神、文化和環境,但也有共性。

  英國的高等教育看上去好像是“死水一潭”,其實這也反映出了它的沉靜、嚴謹、扎實。在這種情況下,反而創造出了很多原創成果。從教育規律的角度來講,創新是要靠時間、靠思考、靠積累才能獲得的。有些人覺得英國大學房子很老舊了,大學里的人每天也有一起喝喝咖啡的習慣。但其實,這就是英國大學的一種文化,喝咖啡談論的過程,也就是不同學科交叉融合的過程,很多火花也就在這一過程中碰撞出來了。

  中國內地大學這些年的發展速度驚人,樓建的越來越快,研究設施也建得越來越先進,朝氣蓬勃,生龍活虎,只爭朝夕。這樣的狀況下,難免會出現急于求成的心態。很多項目都力求“短平快”,要在兩三年內做好,但是有些項目是需要十年磨一劍才能完成的,就很少有人去做。可能是我們正處于追趕階段,大家覺得抓緊時間出成果很重要,但對于基礎科學研究來說,是要有積累過程的,是要經歷長期堅持與磨礪的,往往十年、二十年后才能出重要成果。

  不過,中國高等教育發展仍是舉世矚目的,在學規模、發表論文數量及質量等方面大幅度的提升,都是讓人感到很高興的。

  澳門的高等教育還處于快速發展期、機遇期,正在把東西方教育的理念按照教育規律、辦學規律不斷地進行優化結合。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希望可以靜下心來扎扎實實的做,不盲目的追求數量。澳門大學希望能把西方高等教育的傳統優勢和內地大學只爭朝夕的精神結合起來,建設一所中西結合的卓越大學。

  宋永華:一流大學有很多的定義。其實非常簡單,在學校的校園里走一走,看看學生的神態,聽聽老師談論的話題,到餐廳跟大家交流一下,就能判斷一所大學是否是一流大學。

  一流的大學必須要有一流的文化、一流的辦學能力、一流的學術、一流的環境。在這樣的氛圍下,才會有一流的教師、一流的學生,才能出一流的成果。

  宋永華:培養具有家國情懷、國際視野、全球競爭力和世界擔當的人才,是我對一流大學培養人才的理念基礎。

  第一,家國情懷。世界一流大學特別強調培養學生的家國情懷,對自己的國家、民族、人民有感情,知悉國情、熱愛祖國,愿意為祖國繁榮發展做出貢獻。

  第二,國際視野。具備國際視野的人,才能站在全球或更廣闊的角度去觀察、把握世界各行各業的發展規律與趨勢,并更好的為國家事業服務。

  第三,全球競爭力。在全球化深入發展的背景下,國與國之間、人與人之間在全球范圍內開展競爭、整合資源、獲得生存與發展空間,已成時代發展的基本趨勢與特征,提高人才的全球競爭力勢在必行。

  第四,世界擔當。在全球化進程不斷加快的背景下,人類所面臨的問題與挑戰越來越具有共同性和普遍性,需要全球人民并肩攜手才能找到最佳解決方案。

  陳志文:您1980年上大學,是改革開放的親歷者,從您的角度來高等教育這40年給您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宋永華:第一個印象是1978年恢復高考。這是中國高等教育改革開放40年的第一件大事,是很多人改變命運的轉折點。很多學生沒想到自己還有機會回來都市,很多教師好多年都沒機會上講臺、做科研了,大家都非常珍惜機會和時間。在當時比較艱苦的環境下,大家對知識的渴望和學術的推崇是發自內心的,沒有任何功利性質。

  第二個印象是國家經濟實力強大了。我1991年去了英國,六七年后回國時看到了中國高等教育的大發展,大學的硬件條件有大幅度改善提高,大學的規模、招生的人數都讓我很驚訝。

  第三個印象是人才、師資隊伍水平的提升。不僅是從海外引進的人才,也包括我們內地自己培養出來的人才。最近這些年,人才“歸國潮”的涌現超乎我的想象,從年輕人到中年人,甚至想要“落葉歸根”的老年人都回歸到了中國教育,回歸的人數和水平也是中國高等教育前所未有的。另外,我國高校現在培養的博士人才質量也上了一個大臺階。

  宋永華:就如現今經濟社會發展一樣,教育也必須要進一步開放,必須要互相學習、互相借鑒。我們剛才談了國內大學和國外大學的優勢,中外合作辦學是高等教育國際化的一種方式。一方面,通過中外合作辦學可以提升中國高校的人才培養能力、科學創造能力等。另外一方面,通過中外合作辦學也能夠把中國成功的教育模式宣揚出去,其實,國外大學也非常想借鑒中國的一些經驗。

  現在,中外合作辦學已經走到必須以質量和內涵發展為主的階段了,我們必須進行深層次思考。如何為高質量的中外合作辦學營造良好的氛圍和環境,包括政策制度的實施落實、大學治理及辦學成效評價、教師評價體系、學生評價體系等,這些方面都是“軟”的,但也是非常“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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