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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恩來」周恩來與戰時香港文壇

2019-01-15 09:41    來源:未知    

  知識分子問題關系到事業的成敗興衰,也是統一戰線中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抗戰時期,周恩來審時度勢,以高超的領導藝術和高度負責的精神,通過駐港機構領導和影響香港文壇,樹立了一個文化范例,在中國文化史和統一戰線史上寫下光輝一頁。

  抗戰爆發后,隨著平津滬寧等重要城市的失陷和被封鎖,香港成為中國對外聯絡的主要渠道。這對開展各種抗日活動有著重要的戰略意義。同時,香港的形勢也朝著有利于活動的方向變化著:港英當局對民眾運動的態度從高壓政策到“睜一眼閉一眼”的轉變;香港群眾尤其是工人和學生的愛國熱情高漲;香港的自由港性質使各種力量在這里以商業活動為幌子開展角逐,客觀上也形成可為利用的工作環境。

  根據香港的戰略地位和環境,中央長江局和周恩來決定加強對香港工作的領導。1937年12月,周恩來在漢口會見英國駐華大使卡爾,面商在港設立八路軍辦事處事宜,并派遣具有主持海外和上層諸多優越條件的廖承志擔任辦事處主要負責人,以拓開香港工作局面,即開展工作,建立文化宣傳陣地,等等。為此,周恩來一方面陸續將內地例如滬寧等淪陷區的一批文化人移到香港;廣州、武漢淪陷前后又部署一批文化人到港。其中,1938年2月,周恩來在漢口會見準備到港主編《文藝陣地》的茅盾,并指示身邊的工作人員與茅盾約定:“凡在延安及華北各根據地工作的文化人和老干部所寫的稿件,可由延安轉長江局寄給茅盾發表或作為創作素材。另一方面,指導廖承志等在港負責人開展統一戰線工作。廖等人認真總結過去在港活動的教訓,努力克服輕視知識分子現象,爭取“大量地吸收文化界的左傾分子入黨和有計劃地培養和領導非的文化工作干部,以適應內地文化人來港和即將到來的香港由商業城市逐步轉變成文化城市”的新形勢。

  接著,為了把到港的文化人組織起來,開展抗戰文化活動,周恩來指示廖承志和駐港組織運用策略,一步一個腳印,占領香港文化陣地。從1938年初開始,“香港八辦”在支持和協助宋慶齡建立以“宣傳中國抗戰,爭取國際援助”為宗旨、由一批中外名流和著名文化人組成的保衛中國同盟等團體的同時,通過文化界的中員廣交朋友,創辦或恢復一些抗日報刊和新聞機構,如茅盾主編的《文藝陣地》、周鯨文主編的《時代批評》、香港學生賑濟會主編的《學生呼聲》、保衛中國同盟主編的《新聞通訊》、薩空了主編的《立報》、何香凝名譽主編的《僑胞》、惲逸群等負責的國際新聞社香港分社等。對分屬不同派別、對抗戰主張認識各異的香港10多家報刊,辦事處則派員主動走訪各報刊主編、編輯,商討抗戰形勢,坦誠相見,求同存異。廣州和華南其他沿海地區淪陷后,香港成為暫免戰禍的“孤島”,“香港八辦”和粵東南特委,先后組織一批文化團體如香港學生回鄉服務團、澳門四界(文藝、戲劇、音樂、體育)救災會等到內地。1939年1月,在廖承志的指導下,胡愈之籌建中國青年記者學會香港分會,作為團結香港報人的統一戰線文化團體。

  周恩來非常關注香港形勢及其對文壇的影響,及時為在港組織排憂解難。從1939年3月開始,英法當局為其自身利益而調和與日本的矛盾,采取對日妥協政策,企圖策劃一個不惜犧牲中國利益的“遠東慕尼黑”,而頑固派也正在國內掀起第一次。一時間,香港的形勢更加復雜,抗日與投降、團結與、進步與的斗爭反映到各個領域。在文化戰線中,日本的《香港日報》、汪偽的《南華日報》和《天演日報》等加緊宣傳和對的誘降活動;中央大員吳鐵城指使特務收買投機文人并打入華僑報刊;港英當局則加強限制在港文化活動,對抗日宣傳嚴加控制,凡有“抗日”、“抗敵”、“漢奸”字樣的文章一律不準見諸報端。針對這種情況,周恩來電示廖承志加強上層工作,與香港總監建立聯系,并親自在重慶做英國駐華大使卡爾的工作。不久,香港總監也只好在報上公開聲稱“一年來香港黨甚為活動,但他們主要不是反英而是進行一般的募捐救國工作,而且完全尊重香港法律,絕無非法行動,所以香港政府并不加以任何干涉”。

  針對一些文化人想返回內地的情況,1940年6月10日,周恩來在重慶曾家巖接見前來匯報工作的廖承志和電影藝術家司徒慧敏,語重心長地說:“這里環境不好(指頑固派正在發動第二次)。香港這個地盤很重要,不能放棄;能堅持幾天就要堅持幾天,你們回港后做好大家的工作,努力工作,堅守住香港這塊陣地。”這個指示包涵了周恩來的良苦用心,也非常有預見性,其重要性在半年后的皖南事變便清楚地體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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