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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良鏞院士簡歷及科研成就
來源:未知 2019-06-24 05:04

  6月9日,他因“人居環境科學”建設摘得2010年度陳嘉庚技術科學獎,這意味著他領銜創建的理論體系贏得廣泛的認可;

  還有上海世博會。他對“城市,讓生活更美好”這個主題贊譽有加,“把美好的城市與美好的生活聯系起來,是一個非常切合時勢的好宣言”。而且,世博會整體上由中國人主持規劃設計,展現出了“城市發展中的中華智慧”

  “我畢生追求的就是要讓全社會有良好的與自然相和諧的人居環境,讓人們詩意般、畫意般地棲居在大地上。”他以這樣的情懷安身立命、辛勤工作、行事為人。

  1940年7月的一天,他即將告別高中生涯,和現在參加高考的孩子一樣,在母校重慶合川二中的考場上揮汗如雨。總算交卷了,疲憊不堪時,警報驟響,日本的戰機突襲來了,“我們趕緊躲進防空洞,一時間地動山搖,碎渣子不斷地落下來,火光沖天,瓦礫遍地”。

  吳良鏞敬重的國文教員戴勁沉父子不幸遭劫。第三天,他悲傷地揮別合川,行前默默許下宏愿,“從事建筑行業,立志修整城鄉”。

  他考入重慶中央大學建筑系。在書本上,他了解到西方城市有“交通擁擠、住宅缺乏、失去自然”的毛病,心想這些應該跟自己的國家沒有什么關聯吧。1950年底,他從海外留學回國參加建設,滿腔的熱情讓他認定所謂的“城市病”只是資本主義的產物,社會主義中國不僅可以避免,而且還能建設得更好。

  前段時間他在醫院康復治療,有年輕醫生來“取經”,說自己準備結婚買房了,房價這么高,該不該出手。吳良鏞無言以對,“我學建筑60多年了,看到這樣的情況很難受”。

  他揪心現在的城市文化建設面臨著重重誤區:重經濟發展、輕人文精神;重精英文化、輕大眾關懷;重建設規模、輕整體協調;重攀高比新、輕地方特色;重表面文章、輕制度完善。

  他憤慨不少地方因為片面追求特色,使得一幢幢不講究工程、不講究結構、不講究文化的“標志性”建筑拔地而起。這些“巨型結構的游戲”全然拋卻建筑適用、經濟的基本原則,追求“前所未有”的形式。“試問,如果東倒西歪、歪七斜八也算是一種美,那么震后的汶川不成了美的源泉?這個問題也許要請教心理學家。”他的詰問擲地有聲。

  他不解一些人盲目追隨西方,不來個國際招標就凸顯不出所謂的“規格”,殊不知西方國家已經在為曾犯下的錯誤買單,美國人早就喊出了要“將我們的城市從埋葬在墓碑群式的天際線下拯救出來”。

  他以北京王府井大街北口為例。中國美術館的形態是“立正”,路口東北側的民航信息大廈的形態是“稍息”,這兩幢建筑都是坐北朝南,可是路口東南角的華僑大廈卻是坐東朝西,來了個“向左轉”,把美術館和民航大樓撇在一旁,顯得很不禮貌。

  他提醒北京有可能成為“二手貨城市”,他痛惜北京舊城以剃光頭的速度和方式進行改造,“已經像一個瘌痢頭”,“出現一片片平庸的建筑和平庸的街區。

  他警告北京的舊城出現了開發過度的傾向:“為了盡可能最大取得土地效益,舊城開發項目幾乎破壞了地面以上絕大部分的文物建筑、古樹名木,抹去了無數的文化史跡。如此無視北京歷史文化名城的文化價值,僅僅將其當作地皮來處理,已無異于將傳世字畫當作紙漿,將商周銅器當作廢銅來使用。”

  還有紹興。他說紹興是越文化的代表,對紹興不難進行整體保護,甚至有條件申請人類文化遺產,“可決策者卻偏偏按捺不住寂寞去趕時髦,中心開花,大拆大改,建大高樓、大廣場、大草地,并安放兩組不倫不類的龐大的近代建筑。不久前我舊地重游,黯然神傷”。

  這段文字讓北京師范大學教授王泉根感慨不已,“作為一個遠離故鄉的紹興人,讀到這里,我不禁酸鼻”。

  當一些人對所謂全球最新流行理念拳拳服膺時,吳良鏞卻是“愁慵滿腹”。他認為出現城市建設的危機,實際上是地方意志、部門意志、長官意志在作祟,是文化靈魂失落的表現。

  當前中國幾乎所有的城市都在進行“日新月異”的“大建設”,目的到底是為什么?城市到底為誰服務?

  最終歸結于1999年他在第20次世界建筑師大會上的沉重一問:我們把一個什么樣的世界交給子孫后代?

  盡管困擾纏身,頭緒復雜,但吳良鏞不言放棄,他放眼未來,只要條件允許,就不斷地發聲,苦口婆心,循循善誘,入情入理。

  面對市長,他搬出老話“自古太守多詩人”,希望市長們“具有詩人的情懷、旅行家的閱歷、哲學家的思維、科學家的嚴格、歷史家的淵博、家的情操”。

  面對同行,他叮嚀大家要和各行各業的人打交道,共同合作,協調關系,還必須以不同方式參與,要敢于“獻言”和“薦言”,要管“閑事”,在思想感情上要對吾土吾民有發自內心的摯愛,要把社會整體利益作為最高業主。

  面對社會,他期待人們應該明白,“用歷史的眼光看,我們并不擁有自身居住的世界,僅僅是從子孫處借得,暫為保管罷了”,只有每個人都投身參與,才能擁有健康的居住環境。

  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榮譽教授韋湘民生前期望自己是個魔術師,從天花板上落下8萬只氣球,以這樣的場景來表達對吳良鏞的尊敬。

  錢學森給他寫信說:“我近年來一直在想一個問題:能不能把中國的山水詩詞、中國古典園林和中國的山水畫融合在一起,創立山水城市的概念?人離開自然又返回自然”

  他積極參與北京、北海、三亞、張家港、深圳、無錫、蘇州等城市的規劃設計,主持了山東曲阜孔子研究院和中央美術學院校園的設計北京菊兒胡同改造項目更是達到了他規劃生涯的巔峰。

  菊兒胡同,一個詩意的名字。但在1989年前,這里的環境與詩意無關:以41號院為例,建筑密度83%,許多家庭無日照,近80人居住的院落只有一個水龍頭,一個下水道,廁所在院外100米處。

  吳良鏞受邀來操刀“動手術”。面對這個典型的“危積漏”(危房、積水、漏雨)地區,他和學生出了上百張施工圖。

  經過長時間的摸索,“有機更新”的原則得以確立。在他看來,城市永遠處于新陳代謝之中,基本原則應該是保留相對完好者,逐步剔除其破爛不適宜者。但是新的建設要自覺地順其肌理,用插入法以新替舊。

  當時媒體關于菊兒胡同危房改造的報道,引發了錢學森的思考。1990年7月31日,他致信吳良鏞,提出設想:“我近年來一直在想一個問題:能不能把中國的山水詩詞、中國古典園林和中國的山水畫融合在一起,創立山水城市的概念?人離開自然又返回自然。”

  國際建筑界也投來贊許的目光:1992年亞洲建筑師協會頒發“優秀設計金質獎章”,1993年聯合國授予“世界人居獎”

  1987年,他正式提出“廣義建筑學”的概念,并在1989年9月出版的同名專著里,將建筑從單純的“房子”概念走向“聚落”的概念。

  1999年,在北京舉行的世界建筑師大會上,他負責起草了《北京憲章》,引導建筑師全方位地認識人居環境的方,而不是局限在狹隘的技術—美學范圍內;植根于地方文化與社會、直至覆蓋心理范疇的多層次的技術體系;將美術、手工藝以及工業設計與建筑師的工作結合起來

  時任國際建協主席的斯戈泰斯稱贊這是一部“學術貢獻意義永存”的文獻。英國建筑評論家保羅·海厄特認為吳良鏞以一種樂觀和利他主義的姿態,提出了引導未來發展的“路線圖”。

  進入新世紀,他發表了著述《人居環境科學導論》,提出以建筑、園林、城市規劃為核心學科,把人類聚居作為一個整體,從社會、經濟、工程技術等角度,較為全面、系統、綜合地加以研究,集中體現了整體、統籌的思想。

  “要看到人居環境科學是非常有發展前途的學科,看到它將向大科學、大人文、大藝術邁進的大趨勢。”他這樣告誡同道。

  他敏銳地指出了學科的發展方向:要關注民生;要珍惜土地資源,合理利用土地;要發揚生態文明,推進人居環境的綠色;要統籌城鄉發展,完善中國城鎮化進程,發展縣域經濟;要培養科學領軍人才,而不是培養什么層級的行政職務,發展集體教學;要提倡“美好環境與和諧社會共同締造”

  “吳先生通過總結歷史的經驗和中國的實踐提出的人居環境科學,從傳統建筑學擴展到廣義建筑學,再到人居環境科學符合科學發展規律。如今我們的規劃設計工作已經相互交叉、融會貫通、相互集成、多學科已經聯系起來。實踐證明,這樣的融貫、集成避免了許多決策的失誤,所帶來的經濟、社會和環境效益不可估量。”兩院院士、原建設部副部長周干峙如是說。

  除了堅持理論與實踐平行并進外,吳良鏞還在建筑與繪畫上實現“兩種平行的學習”。繪畫是建筑學習的必修課,但他“并不滿足于建筑表現技術的學習,而是希望從習畫中加強對藝術和文化的追求”。

  “良鏞兄作畫,觀察精微,表達準確,敏銳的感覺中仍不放松理性的刻畫。”吳冠中這樣點評他的藝術才華。

  吳良鏞希望學建筑、學規劃的,要堅持科學的理性思維和藝術的形象創造相結合。他身體力行,實踐之。

  他的理論構建既有對中國古代樸素規劃理念的繼承,也有對希臘學者道薩迪亞斯“人類聚居學”、美國學者芒福德的自然觀和人文觀、日本學者岸根卓郎“城鄉融合系統設計”思想的吸納。

  1944年,他在重慶中央大學油印本校刊《建筑》上發表了題為《釋“闕”》的文章,被梁思成看到,因激賞他的才華,讓他到身邊協助工作。1948年,在梁思成的推薦下,他前往芬蘭籍建筑師沙里寧主持的美國匡溪藝術學院深造。

  對林徽因,吳良鏞始終記得去美國前夕,梁思成寫好推薦信,讓林徽因看到了,她提筆動手修改起來,說:“對良鏞的介紹應該這樣來寫。”

  “少有的刻苦、淵博,少有的對事業的,多年與病魔抗爭中表現出的少有的堅強”。有段時間吳良鏞經常到八寶山林徽因的墓前致以哀思。

  和恩師一樣,吳良鏞的刻苦也為人稱道。他曾經每天凌晨4點起床工作,奮戰兩個多小時,再草草地瞇瞪一會兒,就準時上班,帶上夫人備好的午餐。中午放在微波爐里一熱,湊合完事,繼續忙手邊的活兒。

  在與研究生談治學時,吳良鏞說,這個時代應該能產生好的建筑與城市,但事與愿違。他告誡學子們不必怨天尤人,而是要反求諸己,“應該說我們的水平還不高,我們創造性還不夠”。

  1949年6月,沙里寧在接受《底特律論壇報》記者采訪時這樣評價吳良鏞:“在他的工作中,灌注了一種稱之為中國現代性的精神。這種精神不僅來自于一般的人類文化發展,而且來自于中國實際生活的發展,一種新與舊的結合,基于中國自身的堅定不移的精神。”

  面對前路,他至今依然表現出內心的堅定不移,“未來不可限量,難于管窺,要有大海波濤現代人的胸懷去開拓進取”。

  “探索中國人如何能有一個更好的居住環境,能夠更好地生活、學習、研究和工作,這是我莊嚴的責任,也是應盡的義務。”這是他許下的誓言。

  1945年應梁思成之約,參加由梁主持“戰區文物保護委員會”,協助編制《全國文物保護目錄》等。

  1977年唐山地震后,參加建工部唐山規劃研究專家組工作。被調參加毛主席紀念堂設計、北京擴建規劃設計。

  1990年美國建筑師學會授予榮譽資深會員,被譽為“新中國建筑與城市規劃先驅者之一,杰出的建筑教育家、著名的水彩畫家、多產作家”。

  1995年籌建清華大學人居環境研究中心,兼中心主任,獲何梁何利科技進步獎,當選中國工程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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